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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百利娱乐场最新网址|蔡昉樊纲分析经济:深化改革继续实现发展趋同赶超
2020-01-10 13:33:17   浏览次数:3819次

金百利娱乐场最新网址|蔡昉樊纲分析经济:深化改革继续实现发展趋同赶超

金百利娱乐场最新网址,蔡昉表示,中国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或较低水平高收入国家,仍有趋同和赶超,不可能回归世界平均增长率。

樊纲表示,能不能继续在体制的效率上做更多的文章,真正实现改革的深化,这决定着能不能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实现发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近日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和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出席并发表演讲。

蔡昉:

中国经济趋同的潜力仍然巨大

蔡昉表示,当前讨论中国经济形势的时候经常要用到三个比较流行的范式:一是“菲利普斯取舍”,也就是“菲利普斯曲线”,主要讲周期问题;二是“卡尼曼回归”,卡尼曼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他主要研究回归现象,而不是经济形势周期问题或者增长问题,但是他的研究经常被引用;三是“索洛趋同”,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处在增长趋同的状态中。“当前,任何一个范式都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的现状,因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去观察、提炼出研究中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蔡昉说。

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用什么指标去评价经济是好还是不好?过去,我们习惯用经济增长率来判断经济形势,符合预期的增长率就是好的,一旦增长率低于预期就需要采取刺激政策,让它回归到预期。这个符合预期的增长率是什么?过去我们常说不低于8%,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要“保8”。如果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就要让它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一般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者一个传统的落后国家,它的潜在增长率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趋势增长率。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这个阶段性变化意味着一系列支撑过去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积累、资本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等都变了。这些条件变化后,相应的潜在增长率也要发生变化。因此,已经很难预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多少。虽然经济学家们仍然在尝试测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多少,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做法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千差万别。所以,现在不应该再用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蔡昉对此表示肯定,他认为,最好的纳入方法就是使用调查失业率来评价宏观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要刺激还是不要刺激。“我们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应该从市场关注的增长速度转向失业问题。”

蔡昉表示,我国失业率在很长的时间都处于非常稳定的水平。比如,调查失业率长期处于5%左右的高度稳定状态。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虽然很多国家都经历了经济波动以及与经济波动相关的失业率波动,唯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经历稳定下行过程,失业率保持较低的水平,而且高度稳定,并没有显示出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经济周期波动现象。“所以,我的判断是,至少目前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减速不是周期性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对中国经济发表过很多看法,其中之一是,他认为有一个经济发展规律是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回避的,叫“回归均值”。这个“均值”可以理解为“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概是3%。他曾经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应该回落到这一均值。不过,回过头来看,无论如何也看不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到3%。

蔡昉进一步指出,萨默斯所说的“回归均值”是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的一个现象。按照萨默斯的观点,经济增长最终都要回归到潜在增长率,回归到世界平均值,中国很快也将回归到世界平均水平。“他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是预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回归均值,则属于误判。”蔡昉指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阶段性变化。过去,当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的时候,无论增长速度低于它还是高于它,最后都会回归到平均水平。但是,201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出现了转折点。在这之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期,在2010年之后是后人口红利期。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可以迅速提高,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经济10%的高速增长。在这之后,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呈负增长,上述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不太可能是原来的潜在增长率了。

蔡昉对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了一个估算,可以看到回归均值的长期趋势。但是,这个过程是长期而缓慢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至少仍属于中高速。“中国经济中近期趋势与‘回归’无关”。

所谓“趋同假说”指的是“索洛预期”,该理论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出发,预期由于资本报酬递减,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旦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便可以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一赶超的结果便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对于这个观点,蔡昉指出,在1990年之前,从未出现过世界趋同的现象,而只有发达国家内部或者最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各自趋同,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趋同。1990年之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和前苏东地区国家加入到世界市场当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才真正出现趋同的现象。

按照趋同的定义,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增长减速是必然的。中国虽然已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是和发达经济体仍有巨大差距,我们仍然有继续趋同的空间。虽然我们的后发优势变小了,不会再像原来那样保持快速增长,但是,赶超的潜力远没有耗尽,我们需要通过改革保持经济继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预计在2050年之前,我们应该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的增长速度,也就意味着回归到均值是几十年后的现象。”蔡昉强调。

蔡昉表示,当前中国面临减速不是需求侧现象,不适用于周期分析的思路,虽然需求冲击也是潜在风险;发展阶段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速度预期应该是新的潜在增长率;中国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或较低水平高收入国家,仍有趋同和赶超,不可能回归世界平均增长率。

樊纲: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在于真正深化自身改革

樊纲表示,以前一直困惑经济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是,一方面有增长理论,另一方面又有发展经济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按照一般的说法,增长理论只研究GDP,发展经济学研究制度变迁、社会进步等。在樊纲看来,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关系问题,落后国家怎样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据市场的前提下实现增长。发展会遇到什么阻力,什么竞争,什么冲突?

与发展理论相比,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近些年,增长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人们理解影响增长的要素是劳动和资本,而把技术进步、制度进步都作为全要素生产率要解释的内容。但是,越来越多的增长理论已经把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增长的要素,把制度纳入了正统的、主流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因此,现在研究增长理论已不再只有两个生产要素,而是四个要素。“现在研究增长和研究落后国家发展的时候,眼界要超出劳动和资本。不仅是人口和储蓄导致增长,资本积累导致增长,而且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制度改革。”樊纲说。

樊纲指出,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差异就在于劳动力、资本、知识和社会制度等要素禀赋方面,发达国家在这四个方面都占先占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知识和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短板和弱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体制改革,但是仍然有很多要改的东西,要应对好世界上发生的变化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中,最关键的是深化体制改革。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对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用,需要从发展的角度、从落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增长的问题。

经济结构取决于技术水平、劳动力、人力资本、制度水平等要素禀赋结构,要想得到更好、更高级的经济结构,就需要努力优化那些要素禀赋结构,去改善要素结构,只有这样方能获得持久的增长。

对于要素结构处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够促进发展,樊纲认为,关键要寻找相对优势,从而尽快优化要素结构,实现追赶。其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劳动力多。第二,后发优势,后来者可以利用前人所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加速发展,可以学到别人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少走弯路,走捷径。第三,本土优势。中国最主要的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哪个相对优势更重要?有学者反复强调是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事实上,这个优势并不能完全解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仅仅依靠比较优势,没过多久,经济就出现了停滞,经济增长就没有一个长期追赶上去的过程。

樊纲认为,中国最近20多年的增长最主要的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了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主要指的是较低的学习成本。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成本,有了这个优势可以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经济,而后发优势却是可以在所有的领域里,包括制度改进等等这些领域,作为后来者,通过在开放的过程当中的学习、模仿,使知识和技术的增长更快地接近技术的前沿。中国四十年高增长,后来这二十年,应该说我们越来越多的是依靠后发优势。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研究就强调知识创造知识、知识的外溢效应,用这个来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还能够增长。反过来讲,我们也可以用“知识外溢”的概念来思考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就是通过开放,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落后国家的经济中。通过学习和模仿,我们可以尽快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取得比较快的进步。

樊纲进一步指出,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可以比较便宜地、比较快速地获得先进知识和技术。近些年中国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较早地实现了开放,引进外资,通过发达国家的一部分知识外溢提高了自身的能力。“正因为我们过去做对了,包括引进外资,学习交流,才有了这四十年的经济高增长。”

樊纲表示,落后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纯粹依靠比较优势;第二,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共同起作用的阶段,从学习模仿到努力实现知识外溢;第三,继续学习模仿,同时加大自我创新;第四,作为后来者能够维护开放的世界体系。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生产所有的东西,需要大家互通有无,在一个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处在第三个发展阶段,能否实现自我创新,在过去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发展,这主要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例如,科技创新不是依靠财政补贴就能够实现的,而是要通过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投资机制、激励机制来完成;同时,能不能继续在体制的效率上做更多的文章,真正实现改革的深化,这决定着能不能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实现发展。发展中国家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是符合逻辑和规律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习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创造更好的条件,学习如何通过推动全球化和国际多边体系创造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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